从柏林回到华盛顿，使帕格大为震动，就象一九三一年他从马尼拉回到陷入大萧条的祖国时一样。这回使他吃惊的不是变化，而是无所变化。在经历了纳粹德国的那种花哨的场面和战争狂热之后，就象从一座上演彩色电影的剧院里出来，到了一条阴沉宁静的街道上一样。连鹿特丹和里斯本对战争都有急切的反应。而此地，这个国会大厦的圆屋顶和华盛顿纪念像都在九十度的酷热下闪闪发光的地方，人们却无动于衷地在为自己的事情忙碌。对波兰疯狂的侵略，已经看来象一切时代的一次历史性征服，离这座城市就象火星上一次火山爆发那样遥远。

他坐在陆海军人俱乐部的饭厅里用早餐，吃的是萨门鱼和摊鸡蛋。他头一天到这儿的时候，有些摸不着头脑。国务院德国处接受他报到的那个人——从他那小办公室，次等家具和连个窗子都没有等等来看，是个小人物——要他在第二天早上等电话；别的没说什么。

“哎呀呀，我们的出头露面的朋友！”

“你那带条纹的裤子呢，帕格？”

他的三个同班同学，咧着嘴笑嘻嘻地看着他，他们是：迪格-布朗，保尔-孟森和哈利-华伦道夫。尽管帕格和他们三个都有好几年不见了，可是他们和他坐别一块儿，互相开玩笑，闲聊起来，就象彼此天天见面似的。他挺感兴趣地望着他们，他们也这样望着他，因为都发胖了，也秃顶了。孟森远在一九二一年就学会了飞行，现在他是“萨拉托加号”的空军作战军官。帕格的同宿舍老友迪格-布朗，虽然脸色有点发青，但相当自信。他可能是全班第一个成为战列舰副舰长的军官！华伦道夫是三个人里最聪明的，他也和托莱佛一样命苦，在一个雾天执行舰队司令的命令时，和另外六个人把一艘驱逐舰冲到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外的岩石上。他被降到扫雷艇上，直到现在还在那儿。

他们表面上拿帕格的社交工作粗鲁地开玩笑，可是他们对他还是满怀好奇和尊敬。他们对欧洲战争提了许多非常幼稚的问题。他们都估计纳粹的力量要比其在战场上实际力量强一倍，盟国完全是无能为力的。虽然报纸和杂志上关于纳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滔滔不绝，可是美国人对欧洲仍了解得这么少，大多数人除了他们从事的专业以外，对别的事竟也如此无知，这又使帕格大为吃惊。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那到底为什么德国人在波兰能干得这么顺利呢？”华伦道失说。他们都注意地听着他对交战双方力量进行的估计，可又不怎么信。

“谁都那么想。我认为：搞突然袭击，武器装备优良，兵力集中，战场指挥得力，政治领导较强，部队训练较好，又有一个专门的作战计划；而且波兰方面可能内部有许多腐败之处、混乱和背叛。同时，英法两国好象都光坐在那里发呆，错过了击败希特勒的极好战机，象这样的好机会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你要是不上战场，就不可能打胜仗。”

一个侍者请他去听电话。一个轻快、陌生的声音说“是亨利中校吗？欢迎你来到了和平的海岸。我是卡顿。罗素-卡顿上校。好象咱们曾在军事学院一起呆过很短一段时间，在一次沙盘作业中跟日本人作战。”

“是的，上校，那是在一九五七年。我记得日本人把我们打得挺惨。”帕格尽量压住声音中的惊愕。罗素-卡顿是罗斯福的海军副官。

电话里传来了笑声。“但愿你已经忘了我是指挥那次战斗的海军上将。我什么时候去接你？约见的时间是中午。”

“路远吗？”

“就在拐角那儿。在白宫。你要去见总统喂？你听见了吗？”

“是的，先生，你说，要去见总统。关于这点有什么指示给我吗？”

“那我不清楚。请穿白礼服。那么，我十一点半去接你。”

“好的，先生。”他回到桌子旁，又要了些咖啡。其他的人什么都没问。他脸上也装出没事人儿的样子。但是这些老朋友很难骗得过。他们知道，这么快就从柏林回来是不寻常的。也许他们已经猜出他接了一个料想不到的电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孟森说：“帕格，你不是有个儿子在彭萨科拉吗？我后天要飞到那儿去，传授点儿有关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知识。你也去吧。”“要是我能去的话，保尔，我就给你个电话。”

他们离开的时候，帕格觉得有点舍不得。他们谈到了正在计划进行的一次战斗演习，这又使他回想起机器、海上的新鲜空气和舰桥上喝的咖啡。他们谈到最近的升级和任命，怀着兴奋的心情议论世界局势怎样在快速发展，他们怎样有更

多的机会做番事业和获得荣誉——这些原是亨利最感兴趣的，但他不问此道已经很久很久了。他理了个发，把皮鞋擦亮，在帽子上套了一个新的白套子，穿上白礼服、佩上绶带，然后就坐在大厅里，开始熬这没完没了的四十五分钟，猜测着马上就要和弗兰克林-罗斯福进行的会面，心里直害怕。他以前曾见过他。

一个水兵从转门进来，叫他的名字。他乘着一辆灰色雪佛兰牌汽车，经过几个街区，往白宫驶去，一路上有点不知所措地想和